假设我们有一些钱可以捐赠，却没有时间管理任何的慈善项目，只是想把钱送出去就完事了。那么，这些钱我们应该捐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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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4年第一次访问印度时就面临着这种困境。我去过大约70个国家，包括5 次海地之旅、1次西非之旅，还有十几次墨西哥乡村之旅。所以我对贫困并不陌生。
然而，印度的贫困程度还是让我猝不及防。这里有数百万人极度贫困。与非洲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这里非常拥挤。空气中混杂着燃烧的木炭、腐烂的垃圾、人类尿液以及粪便的气味。
印度 加尔各答街头
就贫困和拥挤的地方而言，加尔各答是我所遇到过的最极端的案例。印度近期的繁荣出现在加尔各答的时间要比印度的其他地区更晚。这里似乎也有着更发达的“乞讨文化”，也许是因为它是英属印度的第一个首都。与孟买等地相比，加尔各答的穷人纠缠乞讨“目标”的时间更长。我走在酒店前的大街上，一分钟之内就会被乞讨的人纠缠十几次。
在这里，六七岁的孩子会用他们学过的几个英语单词要钱；瘸子躺在人行道上，挥舞着残肢乞求同情。即使他们无法更加积极主动地乞讨，也会拿着一块被小心地做好的牌子，上面字迹潦草地写着乞讨标语。母亲们会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走过来乞讨。每次我的出租车停下时，就会有这样的人靠近车窗。
但是我们应该给乞丐钱吗？不给任何东西似乎很无情，毕竟我们所拥有的是这么多，而他们所拥有的是这么少。我们看得出来，这些人在挨饿，而这里的扁豆和大米很便宜，不到1美元就能让他们吃上好几天。给这些人钱的时候，我们甚至意识不到这1美元已经花出去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我们花在甜筒冰激凌或 iTunes 里一首歌上的1美元，只是个可以四舍五入的零头。如果你不这么认为，那么请告诉我你口袋里或者家里有多少钱？你的活期存款账户里又有多少钱？和这些钱相比，1美元又算得了什么呢？
加尔各答鲜花市场
在谈到乞丐时，许多宗教先知都建议我们施舍。但是另一方面，我经常听到导游（还有我的母亲）说，我们不应该给乞丐钱，因为“这只会鼓励他们乞讨”。这个论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鼓励他们去乞讨又能怎么样呢？乞讨—并得到一些施舍—难道不是比饿死好吗？难道不应该让饥饿的人得到一些钱吗？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乞丐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得到你的钱？在加尔各答，答案很简单。相对于所得到的施舍而言，这些乞丐乞讨得相当卖力。他们会占据街角的有利位置，保护这个位置不被其他乞丐侵占，努力学习一些英语，追赶刚刚停下的出租车，绘制乞讨的标语，等等。不出意外的话，成为乞丐会使很多人无法住在城市中健康干净的地区，或者会使他们远离有更便宜的食物的地方。
向乞丐施舍的问题在于这种方式会鼓励他们唯利是图。譬如说，在加尔各答的某个街角，乞丐每年乞讨的收入约为100美元。一个乞丐要想长期霸占那个街角有多难？这个问题很难精确地回答，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乞丐可能不得不投入高达100美元的成本来获得并长期占据那个角落，特别是当其他乞丐也觊觎这个位置的时候。因此，如果游客给了乞丐100美元，而乞丐花了100美元来占领这个位置，那么乞丐的净收益为零。
作者: [美] 泰勒·考恩
译者: 李南丰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出品方: 华章同人
出版年: 2023-4
还有更糟糕的现象。长久以来，有传言说，许多印度乞丐会为了博取同情而给自己截肢，或者诱发坏疽，从而赚到更多的钱。这样的说法很难证实，但最近有人针对几名印度医生设置了一个“圈套”。调查人员装扮成乞丐去看医生，要求截肢，随后他们用摄像头拍到有3名外科医生同意进行这样的手术。给一条小腿截肢约要1万卢比，约为215美元。一位医生甚至还询问调查人员是否愿意截掉左手的3根手指。据说一些医生知道如何缝合四肢的血管，使其因产生坏疽而变得面目全非。
当然，大多数乞丐不会这样做。但即便一个乞丐投入50美元的努力来赚取100美元，即净收益有50美元，应该也有更好的投资方法。
事实上，我们给乞丐的越多，乞丐就越会努力乞讨。这就导致了经济学家（尴尬地）所说的“租金枯竭”，即限制了捐赠所创造的净价值。
我们还应该问下面的这个问题—如果乞丐的收入增加，那么会有多少人进入乞讨这个行业？至少在加尔各答，乞讨是一种职业，就像擦皮鞋一样。更多的施舍促使更多的孟加拉人走上乞讨之路。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的施舍可能会给一些乞丐带来短暂的收益，但第二年，我们的乞丐朋友收入就会相应地减少。
加尔各答街头商贩
我们应该把钱给那些没有努力地祈求同情和援助的穷人，而不是施舍给努力的乞丐。经济学家称之为“相对无弹性因素”。“无弹性”一词意味着那些不努力乞讨的人没有花时间追着我们要钱。从直观上看，他们的行为并没有足够的“弹性”，因此经济学家使用了“无弹性”这个术语。这通常会将乞丐排除在施舍对象之外，因为他们寻求的是钱，而且对奖励的反应十分迅速。
如果你希望施舍，那么请选择那些对你的施舍期望最小的穷人。给那些正在睡觉的、正在做饭的，以及忙于日常生活的孟加拉人。这样的人并不难找到，想要找到一个睡在纸板下面的孟加拉人也很容易。要是我们慷慨解囊的对象对此大吃一惊，那我们就知道自己找对人了。惊讶意味着对方并没有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求取施舍。
用这种办法，我们把钱给了那些没有直接向我们索要施舍的人。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比较困难。它要求我们更积极主动地施舍。当乞丐向我们乞讨时，我们要拒绝；他们在出租车外盯着我们时，我们要把脸转开。这让我们感觉很不好。而在拒绝那些睡在纸板上的、善良的孟加拉人时，我们不会感到那么内疚。因为他从不把他的困境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帮助别人—做一个好人，而不是让自己感觉自己是个好人—我们的钱就应该花在这样的施舍上面。
如果所有的游客都遵循这条建议，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分散我们所提供的帮助。打个比方，要是所有游客都给做饭的人捐款，那么最终结果就是加尔各答的街道会充斥着大量假装做饭的无用表演。如果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方式给需要帮助的人一个惊喜，那就谈不上什么惊喜了。作为捐助者，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新颖且不同寻常的方式，让贫穷的孟加拉人得到帮助。
当然，例外还是存在的。有时候我们还是应该给那些乞讨的人一些金钱上的帮助。在一些更为正式的慈善机构中，积极争取捐款是可取的行为。纽约市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Opera）拥有一个强大的筹款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机构及其作品的质量。如果他们寄来圣诞卡并希望你捐款，我们不应该惊恐地退缩。我们可以把这封信以及筹款活动视作一个信号—这个组织在管理方面具有更宽泛的能力。
但我们不应该针对乞丐进行类似的推论。在加尔各答，乞丐可能很擅长在街上抢到一个位置，但这种能力并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我们想把钱给有能力的人，就应该找个开糖果店的孟加拉人。乞丐在玩“贫穷的游戏”，目的是表现他们的痛苦以获得金钱，他们不具备使我们的捐助增值为一小笔财富的能力。
在某些情况中，募集资金可能会使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某个问题的存在。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有6－丙酮酰四氢蝶呤合成酶缺乏症这种疾病，尽管研究这个问题的医生也许很值得我支持。有多少美国人能描述患上狼疮的症状和后果呢？而筹款活动可能会让我们知道这些信息。但这种逻辑同样不适用于加尔各答的乞丐—我们甚至在踏上印度之前，就都已经对这些乞丐及他们的贫穷状况有所耳闻了。
乞讨这一现象由来已久，并且遍布全球。而且有如此之多的宗教都曾谈及这个问题，这足以证明它在人类的本性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鉴于其重要性，我们如何应对乞讨，反映了“想要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和“做好事”之间的核心区别。我们不该让“感觉良好”（feel good）的自欺欺人阻碍我们真正地有所作为。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持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不要让它在我们视野里消失；是的，这意味着我们得对自己付出的帮助感到满意（feel good）。